身为向阳县革委会主任，主抓经济的二把手，老爸要考虑的远不止一个县酒厂。甚至可以不客气地说，县酒厂暂时尚资格占据老爸心目中最重要的那个位置。虽说“工不富”，但是“农不稳”。
“向阳县近五十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占80%以上。爸，如何稳定这四十来万农业人口，才是你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饯行宴结束时，周先生喝醉了。师母要扶他回县剧团的蜗居，被严玉成拦下了。就在一招待所开了个高干房，请先生和师母住了进去。先生如今平反昭雪，恢复了副厅局级的待遇，足够资格享受一招待所的高干房。只是向阳县实在太穷太不起眼，一招待所的所谓高干房，也就是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单间，带卫生间淋浴，有一台12的黑白电视机。
严玉成自家，也已有点微醺之意，回家休息去了。倒是老爸，与严玉成相处时，一贯比较低调，不肯僭越，兼且酒量不弘，喝酒时加倍小心，却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于是在我的小卧室内，便有了咱们父子俩关于向阳县经济发展大计的更深入的一场对话。
我直言不讳地指出老爸的工作重心不该出现这样的偏移。[
“你以为我不想解决农村和农业的问题？不想让社员们尽快富足起来？这事情，难呢！”
老爸微微苦笑，从口袋里摸出大前门，掏一支叼上，又习惯性地掏出一支递给我。这种谈话的气氛和他思绪的专注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误以为是同一个平辈的同龄人在交流，自然而然地敬了烟过来。
上辈子我是标准烟枪，人家给我敬烟，倒从未脱过，也自然而然接了过来，叼到了嘴上。直到老爸举起打火机凑到我面前要为我点烟时，父子俩才同时察觉不妥。
老爸熄了打火机，顺手将烟从我嘴唇上摘了下来，俩爷崽大眼瞪小眼，都是一阵“赫赫”的轻笑。我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颗水果糖，剥开放进嘴里，又给老爸剥了一颗。老爸举起手指间的香烟示意一下，我便将糖给他放在面前。
我抽屉里藏着许多好吃的零食，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姐姐们的抽屉里，也藏着许多零食，一样是我买的。三个姐姐，每人每月十元的零用钱，我私下里偷偷给的。姐弟四人结成“攻守同盟”，坚决瞒住老爸老妈而已。害得老妈总是笑眯眯的夸奖姐姐们，说她们懂事，知道节俭，从不伸手讨钱。
每当老妈如此夸奖过后，我们姐弟四个总要跑回房间偷偷笑上一阵子。
我如今收入颇高，既然不方便给老妈太多的钱显摆，那么在这些小事情方面帮她老人家减轻一点经济压力，也是好的。上辈子力尽孝，这辈子得想法补上。
我历来坚信，不孝的人会遭天打雷劈！
“爸，你如今不比以往了。以往你虽然也是二把手，实际却只分管宣传工作那一小块。现在你是县革委主任，全县的经济建设都靠你来抓。再难，也要上啊。”
我这么说，绝起高调的意思。只是隐晦地提醒老爸，宣传工作固然重要，但单凭一个领域的成绩，是决然法支撑起一个全局性的领导岗位的。在县革委主任这个职位上，他必须做出与此般配的成绩来，才能真正让上级领导对他刮目相看。
不然，老爸头上这个凭几篇文章跃登龙门的“新贵”帽子，怕是再难摘脱。
前不久宝州地区各县市领导班子大调整，地区工业局局长王本清调任威宁县县委书记。虽说是周培明力挺的结果，却也显现出地区领导们用人的心态。在他们看来，主政一县的一把手，还是要有多年的全盘领导经验比较稳妥一些。
将严玉成和柳晋才这两个“新手”放在向阳县一二把手的位置上，便是赏识他们的龙铁军书记，心里也不是十分踏实呢。若非省委书记皮治平点名表扬严柳二人，中宣部的钱建军副组长又经常打电话来表示关心，龙铁军可能更加倾向于将严玉成和老爸放到一个级别相当但责任不那么重大的地直单位一把手的位置上去。
可以这么说，老爸如今才算真正站到了仕途的起点上。纵观国内的官场，从中央到地方，主要领导绝大部分都有独当一面的经历。没有这个主政一方的经历或者说虽有这个经历但成绩不佳的人，是很难担任更高一级政权机构的党政一把手的。
一直以来，老爸追随严玉成，亦步亦趋，甚少发出自己的声音。严玉成明大局，有担当，诚然是值得追随的老大，不过老爸自家也要有拿得出手的能耐给人家瞧瞧才行。如今是时候了。这也是我坚持要和老爸再深入谈一谈的原因。
貌似从前，咱爷俩还没有进行过这种面对面的单独探讨（上辈子例外）。
老爸抽了两口烟，说道：“我不是畏难，实在是向阳县底子太差，要用钱的地方多得不得了，财税局的账面上，现金还不足五十万，摊到每个人头上，不过每人一块钱，做得了什么事？”
听了这么个局面，我也不由一阵苦笑。五十万，也不知道够不够发这个月的干部工资。我禁不住想起了前世听到的一个冷笑话：某国家级贫困县的县长在总结成绩时说，本届政府班子本年度最大的政绩就是保住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
保住了贫困县的帽子，为何是成绩？他，该上缴的可以不缴或少缴，还有国家扶贫款可拿。而这国家拨下来的款子，那就是唐僧肉，谁都可以割一块来吃的。[
自然，我还不至于聊到给老爸出这样的馊主意。
“爸，迎难而上吧。其实，眼下最要紧的还不是资金，最要紧的是解放思想。解放了思想，才能解放生产力，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都释放出来。”
老爸倒没有责怪我在他这个“理论大家”面前摆弄小斧子，讲大道理，只是问道：“由何入手呢？”
“联产承包责任制！直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我哦一家伙嚼碎口里的水果糖，重重地说道。
老爸浑身一震，脸色略变。
联产承包责任制，老爸作为前县革委宣传部长，毫疑问是知道它的来龙去脉的。这个责任制始于五十年代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当初多数高级社对下属的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制。即农业社把土地、劳力、耕畜和农具固定到生产队使用，生产队向农业社承包投工（工分）、投资（成本）和作物产量（或产值）。如实际产量（或产值）超过承包产量（或产值），生产队除按规定得到劳动报酬外，还要得到一定的奖励工分；如没有特殊原因造成实产低于包产数，生产队则要受罚，被扣减应得的劳动工分。如此一来，就把生产者的经济利益同他们的最终劳动成果直接联系起来，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大革命时期，联产承包责任制被攻击为修正主义的“工分挂帅”、“物质刺激”，遭到批判禁止。便是如今，也未曾明确解禁。
我知道去年底，就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份，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位敢为天下先的社员秘密签署了一个包产到户的协议。拉开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帷幕。但眼下五六个月过去了，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实行的还是集体生产的“大锅饭”制。这也和当下信息不畅有很大的关系，不像后世那般，进入了网络时代，米国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内放一个屁，一时三刻，全世界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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